曾国藩与农业——兼论传统社会中士人对于农业观念的转变

理学虽然部分地改变了人们对于农业的态度，但整个社会对于农业根深蒂固的观念并没有根本的改变。对大多数人来说，从事农业是一项不体面的职业。曾国藩时代就是如此。道光四年（1824）吴邦庆在为农书《泽农要录》所作序中指出：“古无不学之农，……亦少不农之士。后世农勤耒耜，而士习章句，判若二途。故农习其业而不能笔之于书，士鄙其事而末由详究其理。”一般读书人对于农业还是不屑一顾的。

曾国藩是个大人物，用梁启超先生的话来说，“曾文正者，岂惟近世，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；岂惟我国，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。”孟子说：“有大人之事，有小人之事”，以曾国藩这样的大人，何以要念及小人之事呢？原因有三：

一是家教。曾家从其祖父曾星冈开始便以耕读为治家之法。曾星冈年少时虽然也沾染过不少“游惰”习气，引起一些人的讥笑，但自35岁起立志自责，苦心致力于农事。他居枕高嵋山下，见到“垄峻如梯，田小如瓦”，觉得不便耕作，便领着耕夫“凿石决壤”，“开十数畛而通为一”。与此同时，他又精心钻研水稻和蔬菜栽培技术及管理方法。为了增加收入，他“入而饲豕，出而养鱼”，一年四季，“彼此杂职”，无有空闲。他曾对曾国藩等孙辈说：“凡菜茹手植而手撷者，其味弥甘；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，食之弥安也。”这种亲耕劳作的观点，对于曾国藩兄弟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。从曾国藩给子弟的家书中即可以看出这点。
二是理学。曾国藩重视农业虽然出自家传，也是受理学的影响所致。曾国藩在京中时，追随唐鉴、倭仁等人讲习理学。唐鉴号称理学大师，在京城士林中声望较高。他告诫曾国藩，读书“当以《朱子全书》为宗”，“此书最宜熟读”，可以当作自己学习的课程，“身体力行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”。朱子等理学大师对农业的认识与重视，肯定会对曾国藩产生影响。是曾国藩一生尊奉程朱理学，以“理”为世界万物之本，同时极其重视经国济世之学。

三是认识。曾国藩在继承前人的思想之上，也有所发展。如果说，唐宋士人将农业看作是治生之道，宋明理学认为是格物所需，曾国藩则将农业看作是持家之道，他是从家族的兴衰来看待农业问题的。他在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给他的几个弟弟的信中写道：

吾细思：凡天下官宦之家，多只一代享用便尽，其子孙始而骄佚，继而流荡，终而沟壑，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。商贾之家，勤俭者能延三四代；耕读之家，谨朴者能延五六代；孝友之家，则可绵延十代八代。我今赖祖宗之积累，少年早达，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，故教诸弟及儿辈，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，不愿其为仕宦之家。

咸丰四年四月十四在给四个弟弟的信中提到：

吾家子侄半耕半读，以守先人之旧，慎无存半点官气，不许坐轿，不许唤人取水添茶之事，其拾柴收粪等事项一一为之，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，庶渐渐务本而不习于淫佚矣。

八月十一日的信中再次嘱咐：

子侄除读书外，教之扫屋，抹桌凳，收粪，锄草，是极好之事，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。

同年早些时候，曾国藩曾手写过一副由其父曾麟书亲自撰写的一幅对联：

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
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

这既是父亲对儿子的勉励，更是曾国藩所追求的目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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